科学资助的新范式：从政府拨款到去中心化科学

科学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基础工具。它是我们构建的一个系统，用于得出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的详细解释。这些类型的解释需要能解释经验观察的连贯模型。要得出这些类型的解释，唯一的方法是进行具有挑战性的实验和理论工作，以确保解释的所有细节都发挥功能作用，并与客观现实紧密相连。这种性质的解释是我们从神话转向物理学，从洞穴转向摩天大楼的核心部分。物理学家 David Deutsch 认为，这是科学革命的核心思想，"自此以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知以及如何使其适应我们的愿望的知识一直在不断增长。"

科学发现的指导之光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必须谨慎地加以管理。除了发展新的解释，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人类系统，将新知识转化为推动现代世界的发明。研究和改进这个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这需要与无数复杂的人类系统进行交互。正如有远见的学者所论述的，"我们需要立法者、法院和公众对整个复杂事务有更好的理解。发明不会缺乏；真正的发明家就是忍不住要发明。但我们想要更多成功的发明，要获得它们就需要更好的理解。"

在加速科学进步的使命指引下，政府领导了将美国研究资助系统扩展到今天规模的努力。这个强大的系统就是科学家、前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所称的"奇迹机器"。

我们在资助基础科学方面的系统性努力最终导致了诸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癌症免疫疗法和CRISPR等基因编辑技术等奇迹。虽然迄今为止的结果是奇迹般的，但这台机器并不能自行运转：维护这个系统绝对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维护这台机器方面变得自满了。

随着时间推移，"经通胀调整后，联邦医学研究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预算自2003年以来已下降近25%。"资助科学的挑战不仅仅是倡导更大的预算。我们实际的资助机制变得越来越僵化、低效，并由共识驱动。一项政府研究估计，教授们现在"花费约40%的研究时间来应对官僚迷宫"，这对资助他们的实验室来说是必要的。在另一项令人警醒的调查中，78%的研究人员表示，如果获得不受限制的资金，他们会"大幅"改变研究计划。年轻科学家在职业生涯早期也面临着获得资助的严重瓶颈，尽管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富有成效和突破性的时期。

除了实验室资金之外，我们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新药物和产品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瓶颈。这就是所谓的"死亡之谷"。近年来，生物技术领域的公司创建步伐有所放缓。尽管我们在理解人类基因组方面取得了深刻的进展，但这些知识尚未在临床上得到实际应用。

任何乐观主义者和人类进步的倡导者都应该将我们的"奇迹机器"的健康和效率视为核心重要性，而我们显然远未发挥最大能力。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挑战和低效代表着新的机会。近年来，科研资助机制的创新呈爆炸式增长。元科学------对科学本身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应用学科。未来的奇迹机器是否会是我们当前系统的现代化版本，还是会是全新的东西？下一轮科学进步将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发生？这些是几乎所有类型创新的核心问题。引用一位思想家的话说："你永远无法通过与现有现实抗争来改变事物。要改变某事，就要建立一个使现有模式过时的新模式。"

在分析具有多层激励的复杂人类系统时，跟随资金流向通常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好建议。

我们在此探索的目标是更好地理解我们目前如何为奇迹机器加油。我们实际上如何资助科学创新和商业化？从那里开始，我们将研究旨在改变这一过程的想法、技术和项目。

让我们深入探讨近年来科研资金方面的一些创新，从私人资本到加密货币，再到建立全新的专注研究机构，瞄准我们科学认知中的未知领域。

我们将探讨：

• 当前科学资助的宏观视角
• 杀手级Web3应用场景
• 更快的资助
• 全面采用新模式（从头开始构建）

当前科学资助的宏观视角

当前的奇迹机器实际上是如何构建的？

几乎所有的科学学科都大致分为三类组织：

1. 学术机构（大学、非营利研究所等）
2. 创业公司
3. 公司（拥有研发实验室的成熟企业）

让我们通过观察生物医学的运作方式来具体化这一点。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每年预算约450亿美元，是生物医学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其他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年预算约80亿美元，也是重要的资助机构。这些大型政府机构通过各种不同的拨款机制向申请资金的首席研究员（PIs）分配资金。PIs通常是研究型大学或医学院的教授，负责管理实验室。实际研究工作由研究生、临时博士后研究员（postdocs）和一些专业人员进行，而PI则担任管理者的角色。

这种分层的资金和组织结构并不是我们进行实验室科学研究的唯一方式。杰出的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巴氏杀菌法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实验助手的帮助下，亲自精心进行了许多实验。这实际上是他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他训练自己保持一个"准备好的头脑"，以注意到实验中哪怕是微妙的结果。如今，"当首席研究员进入实验室时要小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笑话，因为他们的实验技能已经生疏了。

很难确定向现代实验室系统的转变发生在何时，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鉴于曼哈顿计划在战争努力中的重要性，科学资助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它不再仅仅是支持知识追求------科学资助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想法在1945年范内瓦·布什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现在的许多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医学院的数量翻了一番。1945年至1965年间，教职员工职位增加了400%。科学不再是一种孤独的智力职业，而是越来越多地成为由政府拨款资助的团队事业。这通常被称为科学的日益"官僚化"。

因此，奇迹机器的第一个主要齿轮是政府资助的研究实验室。

实验室负责构建世界的基础性解释，使其转化成为可能。科学的商业化是通过围绕具有转化潜力的特定知识产权(IP)而成立的衍生公司来实现的。这些衍生公司由风险投资公司(VC)提供资金，而风险投资公司主要由有限合伙人(LP)提供资金。有限合伙人是诸如大学捐赠基金、养老基金和家族办公室等机构。

这是奇迹机器的第二个齿轮：由私人资本支持的初创公司和大学衍生企业。

生物科技初创公司主要专注于扩大和拓展他们所围绕的初始科学，并通过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来获得新药物的批准。这个过程并不在批准时结束。药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营销和销售。这一阶段的工作由制药公司完成，其中许多是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大型跨国公司，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早于负责药物审批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成立。制药公司主要不是自己研发药物，而是从生物科技公司购买资产，这通常涉及收购整个公司。

像大型制药公司这样的大规模研发企业是我们当前奇迹机器的第三个主要齿轮。

这台机器确实创造了奇迹。

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故事只是一个例子。斯坦福大学的开创性学术工作被分拆成一家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这家公司成功利用基因工程将细菌细胞转化为微型胰岛素生产工厂------大大缓解了一种重要药物的短缺。2009年，这家公司与瑞士制药巨头以470亿美元的交易合并，承诺实现全球规模化。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细胞疗法和CRISPR基因编辑等突破性技术仍在从学术实验室向临床应用过渡。学术实验室仍在开发新的理论和模型，而公司仍在基于最有前景的进展成立并获得融资。制药业仍然是主要的全球采购商和分销商。这个系统在其各个参与者之间达到了某种稳定的平衡。

尽管奇迹机器改善了我们的世界，但随着时间推移，系统性挑战也随之出现。我们提供这种对当前系统的鸟瞰图，目的是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其中的一些问题，并为理解那些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项目提供背景。

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这样的大型资助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天生偏向于资助更保守和渐进的工作。我们相当确信没有人真的认为科学家应该花费多达40%的时间来艰难处理繁琐的政府文书工作。随着资助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并由委员会驱动，新的和有前景的研究方向越来越难以获得支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对"大科学"项目产生了兴趣，这些项目组织大型研究小组来资助单个实验室无法完成的项目。虽然原则上这似乎很重要，但这类项目的结果却好坏参半，而且需要消耗原本可用于资助专注于基础发现科学的实验室的资源。正如一位生物学家所言，"大型生物学项目并非个人驱动的发现科学的福音。具有讽刺意味且悲剧的是，它正在成为后者持续存在的最大威胁。"

政府研究资金的大规模结构性变化已经塑造并限制了研究人员可以追求的科学问题类型。大学和初创公司之间的接力也变得更加复杂。在转化阶段，大学衍生公司的条款被证明差异很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公司起步之前就已经使其陷入困境。大学强烈地被激励去严密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这可能导致为科学家制定更糟糕的条款，甚至可能导致条款不利到使投资者失去对资助转化努力的兴趣。

政府机构并不是系统中唯一存在资金盲点的部分。风险投资家在可以投资的项目上也有固有的限制------公司必须有潜力成为价值10亿美元